要不是王家衛，要不是張國榮，旭仔在《阿飛正傳》裡深情地說著：「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。」不過就是渣男用土味情話撩妹的瞬間。
又到了四月十六號，不必刻意挑下午三點之前的一分鐘，又是重溫《阿飛正傳》的好時候。香港導演杜琪峰曾這麼下註解：「王家衛實際上只拍了這一部電影，後來他影片中的人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原型......這部電影就是《阿飛正傳》。」
王家衛不只透過這部作品拍出了張國榮的魅力，也在他的創作初期，用《阿飛正傳》定義出自己電影作品的核心宇宙，更用一幀幀構圖精美的畫面訴說：不用讓古惑仔當主角，也可以拍出有很有香港味的香港電影。
取材王家衛兒時記憶的故事
翻過《阿飛正傳》的劇本書，翻完只有五字心得：到底在幹嘛？
王家衛作品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特色，你很難一言以蔽之劇情，但人物情感濃烈、極度沉浸式場景卻會不斷在腦海湧現。
曾坦言自己「很討厭寫作」，但王家衛不是不能寫的人，他的每部作品都不缺寫下影史經典的金句。
從小就在父親的叮嚀下看完各國名著，拍電影前也幫電視劇寫了很多劇本，只是對王家衛來說，電影更該著重畫面帶來的主觀感受，偏向文字的對白情節是其次，「對我而言，劇本最重要的一環，是知道故事所在的空間。」
所以王家衛所有的作品主題，都該去看誘發他創作的時空。
就像很多名導一樣，他的敘事動機，是想要捕捉兒時的某種情懷──從上海搬到香港展開新生活的彼時，在夜總會工作的爸爸回家總會分享，燈紅酒綠裡男男女女的人生和遺憾。
於是爸媽茶餘飯後聊及的舞廳女郎、船員，小王家衛默默觀察隔壁出租房的男侍、盼愛卻沒有等到回音的新加坡華僑，那些曾聽聞過的真實人物，就這樣再次出現在 1960 年香港的《阿飛正傳》裡。
《阿飛正傳》就是王家衛的真實世界
撇除初出茅廬的《旺角卡門》，王家衛第二部長篇《阿飛正傳》的一切，的確可以概述他的每一部作品。
《阿飛正傳》故事開展的時刻，是春轉夏的四月十六號。
旭仔、蘇麗珍、咪咪、超仔、歪仔，在鏡頭前都有很多汗水貼在眉前、鎖骨的特寫，悶汗的溼熱感極度不爽快，讓人物的氣味和愛恨情仇都特別濃烈，更直接具象化《2046》裡的經典台詞：「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。」
甩也甩不掉的汗水，像是糾纏著角色的困惑情緒，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王家衛沒有寫明在劇本的事，就交由美術指導張叔平、攝影師杜可風幫他用造型色彩和鏡頭語言說了。這樣的意象延伸到王家衛的每一部作品裡——你可以用同樣一段話介紹《重慶森林》、《墮落天使》。
蘇麗珍生命維度從《阿飛正傳》蔓延到《花樣年華》、《2046》，也把在報社當編輯的周慕雲，揉成寫小說維生的作家。
然而這樣的蘇麗珍，卻被永恆的困在那一分鐘裡，猶如《重慶森林》希望用 5 月 1 號鳳梨罐頭保鮮感情的何志武。
還記得旭仔在火車上瀕死前對超仔說：「要記住的我永遠會記得⋯⋯你跟她說我什麼都忘了，這樣大家會好過一點。」；而林青霞在《東邪西毒》所飾演帶有雙重人格的東方不敗，讓旭仔的矛盾性格在武俠片重生。
《春光乍洩》更讓梁朝偉、張國榮兩個不知歸途為何的阿飛，一起糾纏到世界盡頭：「一直以為我跟何寶榮不一樣，原來寂寞的時候......所有人都一樣。」
這些人物熟成、交錯、變化，從這個鏡頭裡的主角，變成下一部電影裡的配角。既迷幻又寫實，那是王家衛鍾情捕捉的真實世界。
《阿飛正傳》就是王家衛的真實世界。
原來王家衛想說的，從來就不是愛情
王家衛對他自己的創作，下了一段很少女的註解：「我曉得我不要些什麼，但卻不曉得我確實要些什麼。我想，我的整個電影拍攝過程就是讓我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。」
我覺得這段話其實跟旭仔「無腳鳥」的理論是一樣的，世界上有一種導演叫王家衛，他只可以一直拍呀拍，沒有殺青的那一天。
偷嗆他舉世聞名的拖延症候群，也是感知到，角色其實都是他自己的投射。
旭仔對於親生母親與養母的複雜情感，也像他之於出生地上海和長大成人的香港一樣，王家衛也盤旋在記憶中的香港，找尋自己的歸屬。
家庭是巨蟹座王家衛的人生關鍵字。
他沒罵過曾經搞砸拍攝的杜可風，原因是「Christopher 是家人啊。」
不愛寫作的王家衛，為了兒子的生日，用他不熟稔的英文出版了一本電影書。
當年父母將姊姊和哥哥留在上海，只帶著五歲的他移民。王家衛在香港孤單的長大，孤單的用細膩懵懂的少年心思，品嚐香港 1960 年代的複雜和精彩。
「香港人說的方言跟上海的不一樣，因此我不能跟本地人談話；我未能交上朋友......因為電影裡有些東西是用不著語言也能明白的。」這讓身為創作者他，能耐著五年、十年，執著用電影留下他曾經被觸動的瞬間。
從《阿飛正傳》開始的角色，都和王家衛本人如出一轍，每一個人都是寂寞的，也都是執著的。
王家衛電影的主題大多是愛情，但他底層最想說的，是他對家庭還有懷舊時光的愛。那些人物的執著，是他溫存溫馨家庭的延伸，捕捉了香港男女的故事，也就捕捉了童年初到香港，和父母相處的記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