踩踏著九零熱鬧翻騰的步伐，懵懵懂懂跨過了千禧；隨時間進程而遷徙其中的我們，此刻座標正立足於資訊爆炸的端點，世界經緯透過螢幕與滑鼠游標便能輕易行歷。看遍了萬千異色的世界與國境，也逐漸在其中指認出「自我」——這片土地的文化、言語、氣味、風景、至親與至傷，讓「說自己的故事」，無獨有偶地成為許多台灣創作人的命題，帶著故鄉的記憶與凝視，開始在在地脈絡裡跋涉穿梭。
關於島嶼的敘事，如今的目光不再僅僅只有鄉愁，更多的是望向土地上或熟悉、或陌生的眾生面孔：故事中他們的處境，現實裡我們的日常，以及其中交織延展的羈絆漣漪。
講述故事的目的不盡相同，
卻都刺痛了觀眾心底的柔軟之處
海邊的斜坡路上，隨機殺人犯李曉明的母親吃力推著肉粽攤車，與法扶律師王赦邊走邊談，一句「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，要花個 20 年去養一個殺人犯。」無奈地哽咽吐出；興建中的工地高樓，中風的工人阿祈在輪椅上俯瞰著眼前的城市，「一棟一棟這樣蓋，很有成就感耶！可惜沒有一棟，我們有辦法搬進去住。」在生命最終面對自己築起的壯闊，驕傲卻也無限感嘆。
Photo：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,《做工的人》
那分別是 2019 與 2020 年的春夏之際，在這個善忘的年代裡，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和《做工的人》在我們心底印下深刻痕跡的幾幕畫面之一。由林昱伶帶領大慕影藝製作的這兩部作品，一則聚焦在相對立場的衝突與對話，一則將聚光燈照向築起一座城市的小人物悲喜日常；講述故事的目的不盡相同，卻都藉著其中人物的掙扎與處境，刺痛了觀眾心底的柔軟之處。
觀眾的幾滴淚水，流給喪子之痛的父母、千夫所指的加害者家屬、受思覺失調症所苦的病患，流給工人族群笑鬧卻無奈的困境。淚水終究只是詩句，故事裡的人物若搬演進現實裡，還須面對各自的苦楚與已然磨損的日常。然而也正是這些淚水與詩句，反覆驗證著我們對這些故事的有感與共鳴。
「我只想講一個好故事。透過一個好故事，讓觀眾去關心自己從未想像或觸及到的人。」無疑地，製作人林昱伶藉由這兩部作品，讓淚水激起波瀾，泛起更多討論與改變的漣漪。
從在地出發，緊貼社會脈動
該如何說一個屬於台灣自己的故事？那該是遠比只將故事背景設定在這座島嶼，還要多上更多。「從在地出發」與「貼合社會脈動」是林昱伶對題材的偏好，也是賦予這些故事真實血肉的解答。
「從前台劇題材相對來說較為單一，像偶像劇的背景多半架空。後來我們看了大量韓劇，一部韓劇就算談的是愛情，某種程度也有許多在地性與寫實度，甚至能看到韓國的社會現狀與結構問題。因此即使今天要做一齣關於都會愛情的故事，我也希望從這兩點開始思考。我不太想架空故事背景，有個現實脈絡在背後會比較好，也許就是俗稱的『接地氣』。」林昱伶說。
深信著「越在地越國際」的價值，她解釋，「想說『自己的故事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，畢竟每個國家、地區的創作者，多少都從在地文化裡吸收養分。尤其現在 OTT 平台興起，我們開始看到世界各國的戲劇，說一個『在地性』的故事會更容易被看到。即便是陌生的語言、文化，只要故事存在一種普世性，把故事講好了，一樣能感動到人。」
為了替手中製作的這兩部作品建構現實脈絡，林昱伶與編劇、製作團隊採取了土法煉鋼的方式——大量的田野調查。田調不僅是對社會真實輪廓的臨摹，驅動她的還有對事件探究的好奇，「『我怎麼從沒想過加害者家屬是什麼心情？』、『毒品之於工人是什麼？』、『為什麼有那麼多年輕人會關心、參與政治？』、『現代人的情感與關係為什麼無法長久？』每自問一個問題，都是一種想理解的慾望。當我們有好奇就會想研究，也想把對這些事的思考擴大，讓身旁的人有共感，一起去思考為什麼社會存在這些現象。」
島嶼之內，同溫層之外
描繪尋常又陌生的在地樣貌
這些身影、事物、場景，明明與我們存在於同一片土地，也在手機、新聞裡聽過、看過，甚至可能每天行走時擦肩而行，彼此卻難以真正有交集。雙眼無論再怎麼努力地全面觀看，總有些角落因習以為常而被目光遺漏，遙遠一如不被日光寵幸的深幽。《做工的人》講述的面孔，便是我們眼中這麼留下的，一塊尋常卻陌生的缺失空白。
「這個時代同溫層很容易成形。我們在裡面追相似的劇、聽類似的音樂、罵同一個政治人物，這就是同溫層效應。」林昱伶坦言，最初若非閱讀了林立青的同名散文集，本來對工人族群也不熟悉，「我的同溫層裡真的比較少人從事建築工地營造。做了《做工的人》後才發現，其實許多朋友就是工人家庭出身。」談起這個肉眼看不見、卻實際存在的邊界，她這麼表示：「待久了有時難免會有『固著』的狀態，固執地只願待在自己的價值觀，一言不和就撕裂或互相傷害。」
對她來說，要踏出那個舒適圈，就是製作一個自己好奇卻相對陌生的題材；而觀眾藉由劇情發展，不自覺中也願意跨出那道無形邊界，「戲劇在這時代扮演著一個柔軟、中性的催化角色，讓我們能藉著人物投射而體驗不一樣的人生，或是從一個與自己不同的視角中得到新的想法、認識某一特定主題。它可能成為一個話題的開啟，而且只要觀眾願意，它也能帶觀眾去換位思考，開拓出一個對話空間。那麼，也許自己便不再侷限在原先單一的價值觀裡了。就像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，當宋喬安與李大芝面對面，也許不再只有攻與防。」
跨出了同溫層，林昱伶與導演兼編劇鄭芬芬，以《做工的人》原著裡的〈走水路〉為故事基底，伴隨田調搜集來的資訊，製作團隊接觸了一位位工人，而後拼湊出了極為真實的族群輪廓。「記得其中一位打零工的工人是街友，喜歡上幫助他的一位社工。因為社工喜歡喝咖啡，所以即使他生活得很辛苦，每天都還是去便利商店買一杯咖啡送給那位社工。」她回顧著。
「這些也許沒有什麼、卻非常特別的小故事，雖然最後沒被寫進劇本，但把他們口中的這些日常放在一起，再去看這個族群，會發現他們身上有一種超越常人的單純與樂觀。後來我們把這部戲做成喜劇，其中存在的生命力，便是從他們身上來的。」
紛亂時代裡
不輕易認輸的創作力與精神
這樣質樸單純的生命力，在這個時代裡何其珍貴，何其突兀。若《做工的人》是對在地族群與色彩的深耕，那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便是緊貼時代的脈搏，以你我都曾在新聞社會版上看過的事件為伊始，探討而後反映在媒體、社群與網路上的集體狂熱、發聲與陣痛。播畢至今，我們依然思索著劇中角色的衝撞與對話、網路與現實社會失能亂序的現象，或是反觀曾經的自己是如何的茫與盲，又如何在所謂善惡的光譜裡來回擺盪。
製作了批判力道令人印象深刻的這部作品，林昱伶看待這個時代的眼光卻不消極，「以創作人的角度而言，這萬聲爭鳴甚至有點紛亂的時代，反而是相對好的時代。過去幾年我們受社群的影響很大，它成了我們習以為常、主要的溝通方式。網紅從蓬勃後的社群媒體裡興起，任何人都能經營自己的社群，只要你有能耐抓住這個群體的目光。」伴隨串流平台也將觸角遍及我們生活，林昱伶也觀察到一個與過去不太一樣的現象：「我們已經少有『暢銷排行』，關注的都是討論度高不高，『最暢銷』變成了一個不太用的舊詞，因為『分眾』更明顯了。」
從前電視台高層少數的決定和單一方面的輸出，在如今的觀看習慣裡已不復存也不適用，林昱伶認為，「串流平台讓我們並非只是與台劇競爭，而是被放到同一個位置比拼，在內容選擇權回到觀眾手上、分眾市場形成時，我們在創作上的多元與空間當然也就更大了。」
那麼，這資訊爆炸時代所造就的豐沛創作能量，是否也能反饋成就這個時代，成為某種普世價值或精神？「這很難一言概之。真能肯定說的，應該是『認命不認輸』這樣的態度，一直都是台灣人的精神吧！」談到此處，才倏然理解她口中所說的，「做工的人」的那股有些天真、卻充滿必要性的生命力。
「10 年後台灣會走到哪裡？廢死議題會走到哪裡？工人族群是否有機會像德國工人一樣，更加被社會尊重？這些我們都很難猜測。」林昱伶自問自答著，「但 10 年之後，我再回頭看，我想我會很慶幸自己以台灣出發，說了這些關於台灣的故事，還好有留下些什麼。」
時間潺潺流去，島嶼上，我們試著捧起時代逐日蛻變的氣息，關於自己的故事，熱烈燃燒在螢幕裡，未完待續。
Text/Interview:Alice Chan
Photographer: sourwhat
Location: 三徑就荒Hermit's hut
Cover / Art design : 7 @ A Day Media
